當今世界近一半人口以稻米為主食。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是誰培育出來的呢？

這一件柄上綁扎著條縷分明的藤條，藤條下殘存著一塊木棒的骨耜，把古籍記載中關于“耒耜”的古老形象，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這件骨制農具見證了7000多年前長江下游地區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它與同時出土的大量稻谷遺存一道，實證了中華先民是世界稻作農業文明的先驅這一事實。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文物名稱：河姆渡骨耜

年 代：距今約7000年（河姆渡文化早期）

體 量：高18.2厘米，刃寬9.8厘米

出土地點：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

收藏單位：浙江省博物館

在地下沉睡了7000年的谷物

這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黑褐色的土層中，突然閃出了一些黃燦燦的金色小顆粒。一經空氣接觸，它們很快就變成了泥土的顏色。這是什么？考古工作者撿起褐色顆粒仔細辨認，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它們居然是碳化了的稻谷！

據碳14測定，這些碳化谷物的年代為6950±130BP。也就是說，它們已在地下埋藏了約7000年！

河姆渡遺址的發現，成為中國百年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遺址內發現了大量谷物遺存——稻米、稻殼、莖葉等交互混雜，形成 0.2—0.5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1米。其堆積數量之多，保存程度之完好，為考古史所罕見。

這么多的谷物是怎樣生產出來的？

河姆渡遺址出土了170多件骨耜，其中2件骨耜的柄上，還遺留著藤條綁扎著的木棒殘端，其清晰程度讓人震驚，把7000年前骨耜是如何用于耕作的功能展現無遺。

此外，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文物豐富得可以拼合出一幅江南農耕生活的完整場景：大規模的干欄式建筑，最早的木構水井，陶器，骨器，編織物，石制農具，窖藏儲存的橡子、南酸棗、菱角等果實。其中，僅骨鏃就多達一千余件。

這些遺存把一個沉睡了7000多年的稻米聚落的形象，赫然呈現在今人眼前，也把今天江南地區飯稻羹魚、魚米之鄉的風光，直接追溯到了新石器時代歷史長河的上游。

中華稻作農業起源的考古譜系

河姆渡遺址發現后，考古學界曾經一度認為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耕文化遺存。但事實遠非如此。此后，中國考古工作者在南方地區又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激動人心的發現，它們一再改寫和刷新著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的歷史記錄：

1993年，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發現了1.2萬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1萬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

1995年，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了距今約1.4萬年—1.8萬年的人工栽培稻標本，再度刷新了人類最早栽培水稻的歷史記錄；

2000年，浙江浦江縣上山遺址，發現一萬多年前屬性明確的栽培水稻以及鐮形石器、石刀、石磨盤、石磨棒等工具，同時出土了最早的定居村落遺跡和大量彩陶遺存。學術界一致認為：上山遺址是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2020年，袁隆平先生為上山遺址題詞：“萬年上山，世界稻源” 。

2009年，杭州茅山遺址，發現良渚文化時期水稻田約70—80畝，古稻田周圍有明確的道路系統和灌溉系統，表明良渚先民已對水稻田作過較先進而細致的規劃；

2020年，浙江余姚施岙遺址，考古工作者再度發現規模驚人的史前古稻田，發掘面積約8萬平方米，初步勘探附近古稻田總面積約90萬平方米，被考古界認定為目前為止中國乃至世界上面積最大、年代最早的大規模古稻田，也是文化系列最完整、證據最充分的稻作農耕遺跡，堪稱世界級的發現。

施岙遺址作為目前中華稻作農業起源考古譜系中最近一次重要發現，值得我們特別認真地講一講。

施岙遺址明顯地出現了三個時期具有先后疊壓關系的大規模稻田：第一期稻田的絕對年代約在6700—6500年前；第二期稻田的絕對年代約為5700—5300年前；第三期稻田的絕對年代約為4900—4700年前。對此考古學家描述了一個讓人吁噓的滄海桑田的故事：

距今約6700多年前，一群先民來到這里，他們平整土地，用骨器、木器種植水稻。有一天，海平面上升，海水淹沒了稻田，他們不得不離去。時間過去了很久很久，大概一千年后，這塊土地露出水面，一群先民又來到這里，重整山河，又開始種植水稻。有一天，海平面又上升了，海水再度淹沒了這片稻田。時間又過去很久很久，大概幾百年之后，當它再一次露出水面，一群先民又來了，他們又播下稻種，初心未改，躬耕依舊……

從1.4萬年前的湖南玉蟾巖，到1.2萬年前的江西仙人洞，到1萬年前的浙江上山，再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最后到6700年前的施岙遺址——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是世界稻作農業的發源地，這一事實已不可辯駁，舉世公認。

中華先民如何馴化野生稻？

作為世界稻作農業的發明者，中華先民到底是怎樣把野生稻馴化為食用水稻的？

這一件柄上綁扎著條縷分明的藤條，藤條下殘存著一塊木棒遺跡的骨耜，把古籍記載中關于“耒耜”的古老形象，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在遙想先民們“執耜而耕”勞作場景的同時，我們也可追憶遠古祖先馴化野生稻的那一條漫長、艱辛的足跡。

如果要清晰地講述中華先民馴化野生稻的歷程，需要跟世界上其他栽培農作物相比較，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其馴化之路的艱辛不易。比如，中華先民在黃河流域培植的粟和黍，西亞先民培植的大麥和小麥，中美洲先民培植的玉米——這些農作物的馴化都比稻谷相對容易。因為，粟、麥、玉米的野生祖本都生長在旱地上，當人類早期定居時，很容易跟這些旱地植物相遇，并且觀察到它們開花結籽、自落自生的特性，進而產生利用和馴化它們的想法。但野生稻卻不同，它是唯一的遠古時代被人類馴化的濕地植物。確切地說，長江中下游先民馴化的水稻，其野生祖本是典型的水生草本植物，它們生長在池塘、沼澤之中，有著很強的宿根性和發達的地下莖和根系，是多年生植物，根本不需要結實繁殖，就可以從倒伏莖的高節根中發芽。而我們的祖先能夠觀察到這一種濕地草本植物的食用價值，并且一點一點地總結經驗，把這種多年生的植物馴化成一年生的農作物，這需要多少智慧、探索、辛勞！

更何況，在此后數千年的歲月長河中，中華民族還一步一步地把它改良成了今天世界上產量最高的農作物，這又是何等了不起的奇跡！

水稻傳播影響世界文明的格局

稻的馴化、稻作農業的起源發展，直接影響了早期中國的文明進程，稻作傳播也對整個亞洲乃至全世界的文明發展及其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在，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歷史軌跡：稻作農業經由朝鮮半島向日本傳播，直接促成了這些地區的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化進程，成為漢字文化圈（東亞文化圈）形成的經濟基礎；同時，稻作農業傳播也是南島語系諸民族起源、發展及遷徙中的標志性特征。

今天，全世界將近一半的人口以稻米為主食，這不能不讓我們緬懷中華先民對于人類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文章編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

作者簡介：

鄭茜，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近年來主持“‘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實物表征體系研究”“民族文物價值體系建構研究”等課題，提出“中國博物館人類學”學科建設構想并構建研究平臺，引進并主編“博物館人類學經典譯叢”；始創“中國民族志電影雙年展”與“中國民族影像志攝影雙年展”系列工程；牽頭策劃組織《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傳統@現代》等精品展覽；出版《中國民族與宗教》《邊緣敘事》等專著。

周玉州，中國民族博物館館員，2018年獲得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少數民族史專業法學博士學位，具有美術史學和民族史學等多學科交叉學術背景，目前主要從事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實物實證及相關展陳研究工作。

關鍵詞： 河姆渡遺址 中華民族 浙江余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