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好制度的籠子，補上法律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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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消息 近期，江蘇官方通報了多個職務(wù)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山西省原副省長任潤厚案引發(fā)諸多關(guān)注。

5月11日，江蘇省檢察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向社會通報全省檢察機關(guān)職務(wù)犯罪檢察工作情況并發(fā)布4起典型案例。其中1個案例是任潤厚受賄、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違法所得沒收案。

任潤厚生于1957年10月，山西代縣人，長期在山西西山礦務(wù)局工作，后來擔任過山西潞安礦業(yè)（集團）董事長，山西省副省長，2014年8月底于任上被查，同年9月底病故。

2017年法院裁定，依法沒收任潤厚受賄犯罪所得人民幣30萬元及孳息，巨額來源不明犯罪所得人民幣1265萬余元、外幣若干及珠寶、玉石、黃金制品、字畫、手表等物品135件。

任潤厚案于2017年7月一審宣判，時隔近六年，江蘇省檢察院通報全省檢察工作時，仍然將此案列為典型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2月，最高檢曾發(fā)布第三十二批指導性案例，任潤厚違法所得沒收案入選其中。在法律界，最高檢指導性案例被稱為“活的法律”，是司法評判的“參照系”。

為何是指導性、典型性案例

為何任潤厚違法所得沒收案是指導性、典型性案例？犯罪嫌疑人死亡無疑是重要因素，在被立案審查后一個月，此前已患絕癥的任潤厚去世。

任潤厚病故約半年后，他被開除黨籍，收繳其違紀所得。相關(guān)通報提到，任潤厚貪污、受賄、行賄問題涉嫌犯罪，其涉嫌違法所得被移送司法機關(guān)依法處理。

江蘇省檢察院表示，任潤厚是全國首例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而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省部級領(lǐng)導干部職務(wù)犯罪案件。

揚州市檢察院說，任潤厚涉案數(shù)額巨大，沒有先例可循，犯罪嫌疑人缺席，且僅留下一份涉及部分案情的供述，無論是辦案程序、認定數(shù)額標準、證據(jù)規(guī)格等，都是全新的司法實踐。

任潤厚違法所得沒收案，江蘇省檢察院與揚州市檢察院均有參與，處理依據(jù)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新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他們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在缺少任潤厚本人辯解的情況下，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犯罪要達到怎樣的證明標準”。

辦理本案的檢察院及辦案人員提出，鑒于本案的特殊情況，能否在所涉犯罪的證明標準上提出“高度可能”的概念。

“排除合理懷疑不代表排除一切懷疑，只要在合理的范圍內(nèi)，能夠證明犯罪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即達到了此類犯罪、此種情形的證明標準。”后來官方支持、采納了這一觀點。

辦案人員還通過綜合比對民事訴訟相關(guān)證據(jù)規(guī)定，進一步提出：運用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對違法財產(chǎn)認定只需要取得“優(yōu)勢證據(jù)”即可認定。

他們的理解是，案件雖未有任潤厚本人供述，但可以通過相關(guān)證人、書證進行證據(jù)鎖定，達到優(yōu)勢證據(jù)標準。

證據(jù)標準明晰后，調(diào)查部門對涉及該案事實的278個銀行賬戶進行了査詢、梳理，對155件物品、2300萬余元人民幣存款、數(shù)量不等的外幣存款及310萬余元現(xiàn)金進行了查封、扣押、凍結(jié)，對160多個證人、170多個單位進行了走訪、取證、復核。

證明標準確定了，涉案財物明晰了，接下來就到了財物認定環(huán)節(jié)，哪些是違法所得，哪些是合法獲得。之后，檢察院和任潤厚家屬，兩方在法律層面進行了一系列“博弈”。

辦案人員提出了這樣的計算公式：家庭財產(chǎn)＋家庭支出﹣能夠說明來源的財產(chǎn)＝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chǎn)。這個公式中，能夠說明來源的財產(chǎn)越多，最后沒收的錢就越少。

任潤厚的妻子任某某不斷提出新的訴求和主張，為了保證其合法權(quán)益，任潤厚妻子提出的每個訴求，辦案人員都要一一查明事實，取得確實、充分的證據(jù)。

后來2017年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是，沒收任潤厚受賄、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所得人民幣1295萬余元、港幣42萬余元、美元104萬余元、歐元21萬余元、加元1萬元及孳息，以及珠寶、玉石、黃金制品、字畫、手表等物品135件，上繳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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