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琛

廈門經濟特區已經步入“不惑之年”，有幸在特區工作和生活的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城市“一日千里”的變化，也享受著發展帶來的紅利。通信業的飛速發展是每個市民都能體會到的。我親身經歷了這種發展變化，所以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

我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從晉江移居廈門的。當時在農村就向往城里人“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幸福生活，可是到了城市，才發現電話如此稀罕:我家周圍只有一家食雜店有一臺手搖電話。打電話不收錢，如果外面來電話，食雜店代為傳呼，每次收五分錢。在電話稀缺的年代，這部電話為附近居民的生活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香港的親人為廈門引進了來料加工業務，我因此不時得和香港的親人聯系。要命的是，食雜店搬走了，“傳呼電話”沒有了，我和香港親人的聯系只能靠電報。可是，電報非常不方便，一是信息不能及時傳送，雙方無法及時溝通，二是許多時候電報表達不清楚。我心里盼著，要是家里有電話就太好了。說來也巧，中山公園西門附近廈門市歌舞團(今廈門歌舞劇院)面對玄妙巷開了個大門，鄰居李大爺在傳達室值班，這樣，李大爺就成了義務“傳呼”，雖然我往香港打電話還得去新華路的郵電局，但接電話可方便多了。還有更巧的，廈門市集郵協會在原工人文化宮舉辦集郵展覽，市郵電局的領導到展場關心參展的郵友，我和他素昧平生，交談中，我向他抱怨申請裝電話太難了，請他支持，他當時并未表態，我也不敢奢望，因為當時全廈門市也只有區區三千門電話。想不到在這位領導的支持下，1980年我裝電話的夢竟然實現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家里裝電話是可以“顯擺”的。記得大約兩年后，我去福州金雞亭療養院療養，同房間的“療友”是來自南平的林先生。有一天，病區的護士來通知我，說家里來電話。我接完電話，林先生問:“你家里裝了電話？”我如實說有。他的反應令我驚訝:“哇！你是校長。”他得出這個結論竟然是因為我家里裝了電話，不管我怎么解釋和辟謠，“王校長”的稱呼不脛而走，直到我離開療養院，只好委托病區的蔡醫生務必澄清。這個故事說明，當年私人裝電話確實不容易。

廈門大批市民圓了電話夢，時間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1990年春，市郵電局曾兩次大規模公開“放號”，首先是在檳榔小區，兩天放了500多個號，十天后，又在民族路公開“放號”，兩次公開“放號”實在感人，難怪被媒體稱為“太陽傘下的透明”。當然，在電話還不普及的當年，并不是大家都想裝電話的。我的一位同事陳老師就說:“有電話遇到急事用一次足矣！”

電話、傳呼機、大哥大、手機、智能手機——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現在，通信科技的發展更是快得讓我們這些老人有應接不暇之感。如今，許多人家里都不用電話了，要通話有手機，要想視頻聊天可以用微信，再提沒有電話的往昔，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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