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一款白酒的宣傳視頻中，一名中年男子手持一個古色古香的酒瓶，對著鏡頭吆喝，“不是飛天不輸飛天”“貴州高端酒局到底喝什么酒”“每瓶只掙你八毛”……

這家酒企自稱距離某知名酒企僅有500米，白酒生產地位于貴州茅臺鎮。公開資料顯示，茅臺鎮域內資源獨特，微生物體系奇異，具有得天獨厚的釀造環境，以盛產美酒而聞名海內外，被譽為“世界醬香型白酒主產區”。

3月下旬，記者在茅臺鎮調查發現，在當地政府打擊之下，禁售多年的壇裝長毛“洞藏老酒”仍在隱秘銷售，還在包裝上隨意標注“15年洞藏”“30年陳釀”等字樣，而這些實際上就是散裝定制酒。賣家也承認這是“三無產品”，自己屬于違規銷售。

(資料圖)

4月4日，仁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茅臺分局工作人員向記者證實，壇裝長毛的“洞藏老酒”已是禁售多年的違規產品。賣家隨意在瓶身標注“15年洞藏”“30年陳釀”等字樣，這樣包裝的白酒是違規產品，屬于誤導消費者。

在茅臺鎮，很多白酒從業人員嘴里常掛著的一句話是，“來這做酒（生意），水太深了。”

“三無”的15年陳釀白酒

茅臺鎮沿赤水河而建，河岸兩側店鋪林立。許多門店的玻璃門都貼有定制、貼牌、廠家直銷、免費品鑒等字樣。

3月26日，記者走訪茅臺鎮10余家門店，多名店主表示他們可以做定制酒。某款白酒銷售人員田誠說，你想做定制酒很簡單，選好“裸酒”以后，再選擇一種包裝類型即可。

他介紹，最基礎的包裝是一個白瓷瓶，加上瓶蓋處封膠，還有一條標有“茅臺鎮傳統佳釀、五千年文化經典”的紅絲帶，只需兩塊錢。即使那些精致的禮盒套裝，整個外包裝的價格也就三四十元。

記者表示想定制一批低端價位的白酒，田誠建議灌裝店里“一號酒”，“裸酒”售價28元/斤，直接用白瓷瓶裝瓶，外包一層牛皮紙，再印個“15年洞藏”或“30年陳釀”的標簽，就可以對外售賣了。“我跟你直說，這樣包裝出來的酒是‘三無產品’。”

田誠提供的產品圖樣顯示，淡黃色的牛皮紙把瓶身完全包裹，牛皮紙上印有“15年洞藏陳釀，特供，醬香型53%”字樣。

田誠提供的產品圖樣（央廣網發?受訪者供圖）

多家店主均表示，這是最常見、最低端的包裝，牛皮紙上的字樣可以隨意寫。如果擔心直接寫明年份會有風險，也可以通過寫具體日期起到暗示的效果，比如“2003年封存、醬酒30年”等方式。“嚴格來說，這種包裝是違規的，但一般沒人管。”

2020年8月30日，貴州茅臺鎮人民政府發布通告稱，非中國酒業協會認證的年份酒，一律不得標注年份酒，酒瓶內外包裝不得出現有誤導消費嫌疑的字樣，產品編號數字應在數字前面注明“編號”二字。

2023年2月9日，仁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的《關于規范我市酒類市場生產經營行為的通告》明確指出，將嚴格規范食品標簽的標識標注，嚴禁虛假標注、夸大宣傳等違法違規行為。嚴禁標注“特供”“專供”“專用”“特制”“內供”等字樣。嚴禁生產銷售“三無”產品、嚴禁傍名仿名等商標侵權。

當記者擔心“三無”產品會有風險時，田誠表示，這種包裝的白酒肯定進不了商超。“但你擺在飯店柜臺上進行售賣，有人過來檢查的時候你就收起來，或者你說自己喝著玩，一般不會出問題。”

掃碼價背后的貓膩

“如果你覺得有風險，我們剛設計了一款有產品條碼的包裝盒，你也可以拿去用。”田誠說，這款酒定位是中高端品牌，掃碼價899元/瓶，不建議灌裝40元/斤以下的白酒。

田誠提供的包裝盒顯示，該酒盒通體以黑色為主，標有“王子酒”“醬黔”“V30”等燙金字樣。記者掃描二維碼顯示，該酒名為醬黔王子，品牌“秦總酒”。

“掃碼價沒有任何意義，你想標多少價格都可以。”茅臺鎮白酒經銷商李明說。在設計產品外包裝時，只需找人制作一個含有掃碼價信息的二維碼，再把二維碼打印在包裝盒上即可。

“這款酒招商價一箱是298元，拿10箱送1箱，最低能給到你260元一箱，還包運費。”李明建議記者可以做其品牌代理商。

他算了一筆賬，每箱6瓶白酒，單瓶價格43元左右，但這款酒外包裝上掃碼價顯示為1299元每瓶。

拿貨價43元的白酒掃碼價顯示1299元/瓶（來自售賣頁面的截圖）

隨后，他又推薦了一款名為“釣臺尊”的盒裝酒，拿貨價是每瓶30元。如果單次拿貨在100箱以上，最低25元一瓶，而這款酒的掃碼價顯示為598元。

“醬酒本來就是偏中高端的白酒，價格定太低了反而不好。”李明表示，他把掃碼價定得高，代理商也方便做活動，即使用折扣價售賣酒，利潤也不小。

李明坦言，前兩款酒的掃碼價都比較虛高，也方便別人用來囤貨抵債。“比如白酒掃碼價1000元，你給別人按十分之一抵債，每瓶也有100元，實際成本才二三十元。”

2020年8月30日，貴州茅臺鎮人民政府發布通告稱，所有白酒應明碼標價、誠信經營，杜絕價格虛高，門店銷售的產品要做到可追蹤溯源。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認為，掃碼價格并不代表真實的售價。確切地說，這是商家的一種營銷手段，即通過提高掃碼價格，賦予商品虛高的價值，這種行為可能涉及虛假宣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會誘導消費者。根據國家市監局發布的《明碼標價和禁止價格欺詐規定》，經營者應當遵循公開、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不得利用價格手段侵犯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市場價格秩序。

“掃碼價嘛，你懂的，都是隨便寫。”仁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茅臺分局工作人員說，這就像寫“15年洞藏老酒”一樣，肯定存在誤導消費者的情況，所以買酒最好還是通過正規渠道。

隱秘銷售的“洞藏老酒”

茅臺鎮從事白酒銷售多年的呂萌介紹，醬酒大致分為兩檔，品質最好的叫“坤沙酒”。稍差的是“碎沙酒”，是酒廠在取過“坤沙酒”以后，在剩余的酒糟中重新加水后，再次發酵釀酒，仍屬于純糧酒。此外還有一種品質最差的叫“串酒”，是用食用酒精勾兌出來的，嚴格意義上就不屬于醬酒了。

“以前網上很火的‘洞藏老酒’基本都是‘串酒’，這對茅臺鎮的口碑影響很不好。”呂萌說，“洞藏老酒”是在酒壇外抹上米漿，再包裹牛皮紙后人為做舊，讓壇子上發霉長毛。當地政府一直在打擊此類產品。

在酒類營銷專家、分析師蔡學飛看來，洞藏酒是通過洞藏來加快酒體老熟，提高品質，這本身沒有問題。由于目前沒有行業性的規范標準，洞藏的概念比較模糊，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比如虛標年限，非洞藏酒假冒洞藏酒等，造成了很大的食品安全隱患。

徐鵬正是茅臺鎮上“洞藏老酒”賣家之一。4月1日，他給記者發來一張樣品圖，發霉長毛的酒壇上面掛著一張“洞藏老酒”的標簽，再無其他產品信息。

徐鵬提供的“洞藏老酒”產品樣圖（央廣網發?受訪者供圖）

“我也是自己找人做的這個酒，我保證使用的是‘碎沙酒’，不會像‘串酒’那樣喝完頭疼。每瓶算上包裝費是30元。”他說。

徐鵬介紹，有個客戶在2022年跟他定制了500箱“洞藏老酒”，“聽說他主要在北京某飯店售賣。這種包裝沒有條碼，也不能進商超，通常是私下銷售。”

田誠對“洞藏老酒”也不陌生。3月26日，他問過朋友后，對方表示一箱價格200元，共12瓶。“他們用的就是‘串酒’，這種生意是違法的，查到就完了。你想拿貨，我可以讓他直接給你發快遞，但是對方不可能跟你見面。”

早在2017年，貴州仁懷市就已禁止白酒生產企業生產、銷售“洞藏老酒”等三無產品。

為打擊“串酒”，仁懷市委、市政府自2020年6月起成立了專門領導小組和工作機構，整頓“串酒”生產企業，并在相關交通要道嚴查食用酒精輸入仁懷范圍。

2022年5月12日，仁懷市委、市政府印發了《仁懷市醬香酒行業“亮劍行動”工作方案》，鼓勵舉報以茅臺酒名義或借助于茅臺鎮醬香酒品牌影響力，生產銷售“串酒”、低價銷售劣質醬香酒的企業和責任人（含經銷商或貼牌商），以及互聯網領域生產銷售串酒、低價銷售劣質醬香酒，不規范帶貨等行為。

在呂萌看來，在政府嚴厲打擊下，當地生產“串酒”的企業大幅減少。但“串酒”成本低，利潤空間更大，部分企業也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些企業選擇在仁懷市以外區域，先將酒精勾調成酒，經過屬性轉變以后，再運至仁懷或茅臺鎮出售。”呂萌說，現在酒精不能運進來，可以加工成酒后運過來，就成了合法合規的產品。

誰投訴誰取證？

近年來，醬酒熱潮持續發酵，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關注醬香酒。據《2022年白酒行業數字營銷白皮書》顯示，醬香酒品類近年來始終保持高速增長態勢，進一步帶動白酒整體規模提升。

北京的張先生曾在某電商平臺上看到一款“一元試喝”的茅臺鎮醬香酒，購買后他發現瓶身上的掃碼價為688元每瓶。“這酒放了幾個月，我沒敢喝，覺得不對勁。”呂萌介紹，那種隨意在瓶身上標注年份的白酒，大多數賣家選擇線下飯店或私人圈售賣，但部分廠家也在包裝上加上產品信息、條形碼等內容后，選擇在線上售賣，也沒人管。

3月23日，在某平臺的一個直播間里，主播正推薦一款“網紅醬香酒”，該款酒在直播間售價為每瓶188元。該款酒的供貨商告訴記者，這款酒是自家酒廠基酒所做的產品，灌裝的正是品質較差的“碎沙酒”。“這個酒是他們主推產品，從我們這拿酒的成本是20塊錢一斤，算上包裝都不到30塊錢。”該供貨商說，“你別看這個賬號就三萬多粉絲，最多的一天能賣20多萬的貨。”

蔡學飛表示，部分企業出于銷售慣性，明知生產、銷售某些產品會違反國家法律法規，但在利益驅動下，依舊鋌而走險，這需要更嚴格的市場監管，嚴厲打擊違法生產行為。

4月3日，記者撥打了遵義市（代管仁懷市）12315熱線反映相關問題，工作人員表示，如果認為購買的年份酒不真，消費者需要按照“誰投訴誰取證”的原則，先找檢測機構鑒定取證，再進行投訴。

在蔡學飛看來，由于部分違規行為在法律執行層面存在模糊地帶，消費者面臨舉證難、辨別能力弱、侵害認定較為模糊等問題，這也導致消費者存在維權難度大、積極性不高的情況。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韓驍說，以年份酒為例，目前并沒有相關部門出臺關于年份酒的統一的國家標準。此前中國酒業協會曾組織出臺過白酒年份酒行業標準，但受限于自身影響力，標準推行難見成效，導致對年份酒的鑒定困難，這也是消費者維權的難點所在。

付建稱，普通消費者只能通過產品上的標簽確定生產年份，如果廠商有篡改標簽、虛標年份等問題，消費者難以進行舉證。即使向消費者協會舉報投訴，也需要提交初步的證據材料，如果申請鑒定走訴訟程序，不僅周期長，而且維權還會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成本。

“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充分發揮市場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責，嚴厲打擊商家不規范的經營行為，凈化市場環境，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付建說。

（文中田誠、李明、呂萌、徐鵬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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